北大法学院“判例刑法研究”第十三周——“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的区分”授课完成

在主题报告环节，汪润同学首先明确了权利行使的含义。既有观点认为权利行使需满足有因性与主观性条件，但报告指出该界定忽视了对原因与手段的限定。在比较英美与日本刑法理论的基础上，报告认为权利行使主要涉及目的正当性（权利基础）与手段正当性两个问题，并联系实务案例具体考察。

第一，目的正当性涉及5个判断规则。①行为人如果没有正当的权利基础且主观对欠缺权力基础存在明知，属于敲诈勒索（第885号案例）。②行为人有法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论索赔数额多寡，均属于平等协商范畴（第1066号案例）。即便采取曝光手段索要高额赔偿（天价维权案），行为人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手段未过限。③以公法上检举、上访等为威胁的，若相对方违法行为造成行为人财产损失，则无论行为人主动索财还是被动受财，都不构成犯罪；无关第三人威胁取财的，构成敲诈勒索（第509号案例）。公法上权利会使相对方产生心里压力而非陷入恐惧，行为人不属于以恶害相通告。④行为人仅基于事实上的权利索财，根据司法解释精神，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若自然之债的事实基础已经消失（如双方已结算债务），则构成敲诈勒索罪（吴某波被敲诈勒索案）。⑤行为人主观真诚且错误地相信自己有权利基础，属于禁止错误，不可避免的可以排除行为人的责任。

第二，手段正当性。即便行为人具备权利基础，若行使权利方式违反法律规定，也会因权利滥用而构成敲诈勒索。最后，汪润同学总结了上述判断逻辑，即有无权利基础—私法权利—公法权利—事实权利—认识错误—权力滥用。

在上述报告基础上，曹莉回顾了敲诈勒索相关司法解释，并聚焦三类司法实践案例：

第一，征地拆迁纠纷类案。首先，第509号案例经二审改判无罪，而第1066号案例裁定撤回起诉。从中可以发现上下级法院之间、法检之间，甚至检察院内部不同部门间对同一案件的定性争议。其次，在第509号案例中，法院以是否以举报为要挟手段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可能存在不当。最后，若行为人虽无非法占有目的，但使用了过激手段，法院会认定成立寻衅滋事罪。然而，拆迁纠纷能否视为无事生非仍然存疑问。

第二，劳动者、消费者维权类案。沈瑜敲诈勒索案中，一审法院以索赔数额低、未以举报相威胁为由，认定行为人无罪。而第1344号案例中，法院对以网红影响力相要挟行为的判断较为模糊。对此应当关注以下两点：其一，不能简单用索赔数额证明非法占有目的；其二，网络维权与言论自由的尺度，既不能根据主体身份一概将职业打假人维权的认定为犯罪，而且还应具体判断言论自由的界限。

第三，揭发不正当关系类案。吴某波被敲诈勒索等案中存在以刑制罪的思考。而第855号案例涉及以借款为名的敲诈勒索，虽然有借条与部分还款事实，但仍可区分正当借款与敲诈勒索、真实还款与事后退赃。

最后，在关注目的与手段的基础上，罪与非罪的区分可以聚焦以下三点：是否存在真实权利内容（不能仅凭举报内容中的夸大就认定主观恶意）、手段行为是否合法（不能认为手段过激就成立犯罪）、索财行为与举报内容间是否存在关联。

江溯老师讲授分为三部分：

首先，江溯老师指出，司法实践主要从有因性/无因性角度论证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的界限，理论上也形成了具体判断标准。

其次，权利行使的行为人应当具有合法权利基础，权利行使的方式既可能合法也可能不当。

最后，江溯老师结合阶层理论，具体阐明了二者界限。

其一，客观构成要件。①在威胁、恐吓行为的认定上，第509、1066号案例涉及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组合，行为人为实现民事上的赔偿请求而行使公法权利；第1344号案例是单纯公权利行使。前者无疑不存在敲诈勒索的威胁、恐吓行为；后者虽然缺乏民事权利基础，但只要没有捏造被举报事实，不当行使公法权利也不属于威胁、恐吓。②在陷入恐惧的认定上，“被害人”设套引诱行为人实施“敲诈勒索”行为的，不能认定为陷入恐惧。③还应关注财产损失的认定上。

其二，主观构成要件，主要关注非法占有目的。理论与实践均认为合法民事权利可以排除非法占有目的，即便行为人超额索赔、二次索赔。

其三，违法性阶层。①目的手段的关联性，如果行为人为了追求合法、不违背公序良俗的目的，其行为就不具备违法性。②获利的违法性，如果获取财产是法秩序容许的（包括自然债务），就不具备违法性。其四，罪责阶层要考虑非难可能性。在吴某波被敲诈勒索等案中，行为人主张超出自然债务与当事人协议范围的、涉及道德权利的索赔，社会公众会可能对行为人的索要行为表示理解，可以减轻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