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院“判例刑法研究”第六周——“非法取回他人合法占有之下的本人财产的定性”授课完成

2022年3月28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开设的2022年度春季学期《判例刑法研究》迎来第六周授课。本次课程的主题为“非法取回他人合法占有之下的本人财产的定性”，授课教师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江溯副教授、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缙律师。

在主题报告环节，李瑞杰同学第一部分分析了实务中的典型案例。首先，李瑞杰同学指出，对于秘密取回被（公安机关等）扣押的本人所有财物行为是否成立财产犯罪，不同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思路存在分歧。其次，李瑞杰同学认为秘密取回行为可能涉嫌盗窃罪，事后索赔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罪，两罪可能存在吸收关系。前罪是否成立，需要考察行为人在行为时是否存在事后索赔意图，而不依赖于是否存在客观的索赔行为。再次，有案例认定行为人取回被扣押财物的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非法处置扣押的财物罪。而该罪与盗窃罪可能存在竞合关系。最后，在秘密取回质押物的场合，也需要考虑被害人的担保物权的效力与盗窃数额的认定。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李瑞杰同学针对理论问题展开了探讨。首先，我国裁判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倾向于日本学说，即将占有作为一项财产权利，进而将他人占有的自己之物解释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其次，不能因为我国刑法中没有像德国一样规定“取回质押物罪”，而将此类行为一概认定为盗窃罪。最后，立足我国立法，李瑞杰同学认为我国财产犯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并未排除自己所有而他人占有之物。我国民法并未将占有作为权利对待，因而占有也不是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将秘密取回质押物定盗窃罪，则要重构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犯罪数额、主观要素等构成要件要素。其中，犯罪数额并非犯罪对象的客观价值，而是被害人的整体损失；财产犯罪的主观要素是不法获利目的而非非法占有目的。

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张缙律师首先从以刑制罪和利益衡量思维出发，认为此类问题与一般的取回行为存在区别，二者等量相关可能存在不公。实务从量刑反推罪名的做法，则会面临违反罪刑法定的指摘。同时，此类案件也会涉及利益衡量问题。其次，张缙律师分析了相关法律规定。《刑法》第91条第2款的拟制规定并非采取了事实占有说，其关注点在于赔偿责任与职务犯罪的范围，而非财产犯罪中的利益保护。最后，张缙律师分析了相关案例中法院的裁判逻辑。第一判断财物的所有关系，若归（主要）行为人以外的他人所有，则认定为取得型财产犯罪。若由行为人所有，则要判断有无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若有，则认定为取得型财产犯罪。对于非法取回自己所有而被公务机关扣押、查封的财产的，不论扣押原因、取回财物的方式、手段、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审判实践都倾向于认定为非财产罪。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可以考察行为人事后是否索赔、被害人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手段非法后是否存在“漂白”、财物数额是否明显高于合法用途等。除非造成损失、推定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否则实务倾向于限缩财产犯罪适用。即便认定为财产犯罪，也会限缩认定犯罪数额，并扩张从宽情节、限制从重情节，实现量刑轻缓。

江溯老师的讲授则着眼于被害主体的区分。首先，不能将公权力机关的扣押与基于债权、质押等取得占有做等同处理。其次，对于公权力机关占有，应当超越所有—占有关系，立足我国立法，把握财产犯罪的法益和构成要件。对于前者，《刑法》第91条第2款并非对财产性权利的拟制，因而行为人取回被依法扣押物的，侵害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而非财产法益；对于后者，《刑法》第314条的犯罪对象仅包括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交管部门、不行使刑事侦查权力的公安机关不能认定为司法机关。若行为人事后索赔的，则构成本罪与诈骗罪的数罪并罚。再次，如果取走的是他人通过合同等方式合法占有的本人财物。他人对该物享有担保物权，且民法保护合法的占有，因而侵害他人担保物权就是侵害他人财物。最后，对于数额计算，江溯老师认为不能一概依被害人损失认定，13年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即规定，损失数额超过盗窃数额，超过部分可作为量刑情节。若损失数额、财物数额等存在冲突，属于事实认定问题，在没有明确法律标准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标准认定。

在两个小时的精彩报告与授课后，本次课程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