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泰·小葩说｜第⑥期 屏幕后的伤口：网暴众生相（下）

芮雪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普通人遭遇了网暴，在现有的法律条件法律框架下，应该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我认为首先是要及时固定网暴的证据，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要对恶意言论所在的网页、视频、聊天记录等等及时截图保存，或者使用公证手段去把它固定下来，防止对方删除之后无法进行举证。其次是要及时通知平台采取措施，根据民法典里的通知删除规则，受害人应当及时向网络服务平台发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等措施，如果平台接到通知之后没有按规定及时处理的话，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实践里面有很多当事人，他可能觉得直接起诉就能解决问题，没有通知平台，这个情况下要求平台承担责任是没有依据的。最后就是假如真的走到了诉讼的这一步，受害人应当主动、具体地主张遭受的所有损害，尽可能提供损失的相关证据，比如说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公证费用，甚至如果因为网暴导致工作受到影响、收入下降的话，也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然后围绕目前司法解释给出的参考因素，有针对性地阐述侵权人的过错有多严重、传播范围有多广、对方是否获利等等，这样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才能有更充分的依据。对于受害人来说，当下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要遇事冷静取证，然后及时主动出击维权，不让自己受到的伤害持续扩大。

曹玥  上海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

杨含青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芮雪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从民事的视角看，一般来说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人可以依法对侵权人提出的主张主要有三个类型，一是停止侵害，二是赔礼道歉，三是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既包括财产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失。从案件结果上看，受害人主张停止侵害和赔礼道歉，获得支持的难度其实是不大的。真正的难点在于其中的赔偿损失，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一方面是因为精神损害往往是无形的、难以衡量的，受害人很难提供直观的证据加以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还缺乏相对统一清晰的认定标准。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只有在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是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怎么认定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果关系的证明也是一大难题，在一些案件里当事人能够提供自己得了抑郁或焦虑症的证据，法院可能也会认为没有因果关系，不支持赔偿损失。所以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是非常重的。即使在应当赔偿的情况下，赔偿金额的确定也存在困难。目前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主要是司法解释对参考因素的列举。最高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列举了6个认定精神损害数额时应当参考的因素，包括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行为的具体情节、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及经济能力，以及当地的生活水平。这6个因素虽然全面，但是内容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这就留给了法官非常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导致目前的裁判实践里出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是在相似的案件里面，法院是否认为受害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有的法院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有的就不支持。第二是即便法院支持，赔偿数额也有很大差异，从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哪怕是同一个受害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也是完全不同的。总而言之，网络暴力的民事维权是有法可依的，但是难点就在于损失的认定。站在律师的角度，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加细化的标准和指引，让维权变得更简单、更公正。

常玉鑫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

网络暴力较为典型的特点是低成本、高伤害，更多体现为对人本身造成的精神、心理层面的隐性暴力，目前伴随网络和AI的发展，也衍生出开盒等新型网暴方式。在流量与算法的双重作用下，名誉、心理、社会认同感会受到快速化、规模化、力度化的伤害。关于网络暴力致人精神损害后的权利救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刑民责任断层问题：一是以刑事立案追诉此类案件的数量较少，大多数受害者和家属更多还是需要从民事方面维权。二是在刑事上常见为侮辱诽谤罪，但此为亲告罪、自诉，举证门槛高，需要证明“情节严重”，因果关系论证中亦存在障碍，而且精神损害往往是隐性的、渐进的，不像身体伤害那样可以直接量化。2023年两高一部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规定，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这为被侵权人另外提供了一个救济角度参考，但是在认定上仍存在不小的举证困难。另外，虽已愈加重视对人格权益的保护，但民事诉请仍主要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目前普遍偏低，且执行周期长。我认为可采用刑民联动的方式进行维权，在刑事角度关注"情节严重"的证据固定、民事角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可以向平台提起侵权责任之诉，形成多维度的救济路径。对待网络暴力的治理，不能只靠事后追责，对于被侵权人来讲，心理成本其实比经济成本更重要，这种保护更需要重视完善事前或事中的预防机制、快速响应机制。

夏泽行  上海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办理的侮辱诽谤罪的自诉案件，我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这个案件最终结果是双方和解。通过办这个案子我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就是，第一侮辱诽谤罪案件的刑事自诉的程序中，可以同时实现调解和和解。如果是公诉案件公诉机关主导的话，和解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如果把涉及网络暴力的案件往自诉方面导向的话，实际上是一方面可以实现处罚力度的加大，另一方面同时还能实现，把这个力度打出去以后还能收得回来，双方还能够和解，在加害一方给予一个可观的经济赔偿的情况下，另一方我可以和解，撤诉也行，出调解书也行。所以这个刑事自诉来处理这个网络暴力案件，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一石二鸟。从当事人的立场上来讲，我觉得双方如果能够实现和解，一方虽然说这个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但是能够获得一个远高于正常的民事赔偿的金额。另外一方面，加害人也是被教训到了，因为可能涉及到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于各方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杨含青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侮辱罪、诽谤罪案件自诉人取证能力严重不足、自诉程序启动难一直是涉网络暴力刑事案件的司法痛点。首先是身份确认难。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使得自诉人难以查明行为人的真实身份，难以确定被告人。其次是责任层级区分难。网暴行为通常是多人参与的集体行为，自诉人缺乏专业调查手段和能力难以准确区分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普通跟风者，以及准确界定责任。再次是证据收集与固定难。电子数据具有易灭失、易篡改的特性，自诉人难以获取平台后台数据、用户注册信息及IP地址等关键证据，难以及时固定电子证据。最后是举证责任重。自诉人需自行证明行为人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与被害人人格、名誉贬损等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达到“情节严重”之入罪标准。这进一步导致自诉人维权成本极高、维权效果不佳。

2023年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针对目前网暴维权成本高、自诉人取证难度大、案件数量逐渐增多但有罪判决人数极少的现实困境作出了重要规制。一方面，指导意见对侮辱罪、诽谤罪两罪公诉标准进一步细化明确。除兜底情形外，指导意见列举了认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四种情形：一是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二是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三是侮辱、诽谤多人或者多次散布侮辱、诽谤信息；四是组织、指使人员在多个网络平台大量散布侮辱、诽谤信息。另一方面，指导意见落实了公安机关协助取证的法律规定。一是明确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条件。对于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两罪提起自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二是明确公安机关协助取证的对象。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查明行为主体，收集相关侮辱、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及造成的影响等证据材料，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应协助查实网络账号对应的真实行为主体，调取侮辱、诽谤信息的传播路径、浏览量、转载量、互动评论量等扩散数据，以及核实行为造成的实际社会影响。三是网络服务平台应当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前向平台调取电子数据的手续、权限和程序现行规则是尚未明确的，目前仍存在操作层面的留白。我觉得律师代理此类案件时，不妨可以结合当前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的刑事政策导向与专项治理背景，主动推动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公安机关协助取证程序，策略性地激活该制度的权利救济价值。

蔡诗涵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

网络暴力的刑事案件通常就是侮辱诽谤罪，我检索了这个罪名的相关案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亲告罪，所以检索结果中有很多自诉案件，但是很多自诉案件就是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受害者败诉，就是这个行为人是无罪的。但是相反的是绝大多数的公诉案件基本都能够对这个被告人判处刑罚，这个内在原因我们也都很清楚。所以关于这个涉刑事案件的网络暴力，假如我们要去帮助被害人成功立案的话可能目前来说比较可能成功的一条路径是推动这个自诉转公诉。刚刚杨律师也提到自诉转公诉的条件，2023年的司法解释相对于2013年的司法解释以及又进一步作出了一些明确规定，并且将门槛调低。我们根据这个去进行刑事报案还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遇到这种网暴的案件的一些咨询，或者说是如何去帮助被害人就是想要让他获得他想要的结果的时候，通过这个推动自诉转公诉的这样一条路，有可能是能够实现对网暴者的一个真正的刑事处罚的。

当然推动自诉转公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除了这个23年的指导意见针对实体做出了规定之外，其实最高检它也有发布一些相关的指导案例，针对如何去推动自诉转公诉的一些程序法的指引。一种就是推动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诉，另外一种就是被害人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然后认为符合转公诉的条件的时候，要求公安机关发出不立案通知说明。我认为其实有点像最高检释放的一种信号，因为这个自诉转公诉案件其实里面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检察院，至于这个检察院到底是怎么去发挥作用，它就是通过检察院的各种检察建议立案监督去推动案件的成功立案，最后就进入到公诉程序，然后最后去能够对当事人对被告人进行处罚。

张惠芸  上海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我也关注了两高一部发布的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了网络平台服务商的责任问题，就是如果平台发现了有明显的网暴谣言或者是人肉信息，不能只当自己是一个路过的服务器了，不能说平台只是作为一个载体，更多的是它也要有法律已经赋予你的监管的职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平台要做的就是你该提示提示，该限流限流，该删除删除，该封禁封禁就得动起来了。那么这个我觉得也会引导有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平台到底要怎么去监管这部分言论，它到底应该是像一个裁判，还是说它应该像一个物业的职责，就是它能不能做到判断事实，或者说它有没有能力判断事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一个事情。因为平台不是裁判者，它只能够根据法律或者其他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去执行，没办法对一个行为是否违法做出判断。所以从保护所有用户隐私的平等性角度来看，它的确既要审慎，又要维护到一些被侵害的主体的权益，平台确实也很难办。

刘学良  上海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我们现在网民很多，但是平台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处理网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通过要求平台去治理、预防？比如说要求平台筛选一些有可能构成网暴的关键词，然后禁止发送或者设置提醒、警告。另外就是刚才大家提到有的名人，或者是老百姓，因为网络暴力结果导致自己患了抑郁症甚至自杀的严重结果，但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往往很难去说这是哪个网民个人的责任。我觉得可能比较能立竿见影，比较快产生效果的措施就是去管理平台。

秦圣卓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现在我们整体而言可能对平台的宽容度太高了，要求太低了。因为平台的技术一定是能识别到一些涉及侮辱的词汇的。其实从技术的角度，在一开始就应该把它纳进风险的防治，也就是说现在的平台没有对普通人被网暴情形的主动筛选和防御机制，法律现在对平台也没有这种风险识别义务。它应对的是一种公众话题或者是一些新闻娱乐人物的这种机制，但是它不是对普通人的应对机制。有时候我在平台上看到一些恶意的评论，想去投诉的时候，那个投诉机制很复杂，得先分类，必须要有证明之类的。我觉得像现在这种网络时代，大的平台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平台本身现在有一些很大的权力。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对平台进行规制的，规定法定作为义务，不能仅限于防扩大义务，然后可以平台结合不同的网络暴力的类型，进行相应的配套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