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4亿余元票据诈骗案，量刑建议直指无期，终获存疑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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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某汽车销售公司与大型车企签订总价值4.1亿余元的车辆购销合同。因自身资金缺口，该销售公司负责人金某委托好友严某协助对接融资，计划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完成货款支付。

严某长期为金某提供融资协助，遂受托多方联络。经中间人伍某反馈，无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但可由第三方企业出具商业承兑汇票，搭配银行正式保兑保函完成付款。为此，购销双方协商变更合同付款方式，改为“商业承兑汇票+银行保兑保函”，且约定保兑保函需由银行工作人员刘某现场出具，以此保障交易安全。

为降低合作风险，车企将巨额合同拆分履行：首笔5000万元标的合同落地后，严某协同伍某对接开票企业，陪同车企工作人员前往银行，在行长助理办公室现场取得保兑保函。该批次交易顺利完成，车辆交付、资金回笼均无异常。

首单合作顺利后，伍某随即注册两家空壳公司，又陆续开具数十张总额 4亿余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涉事银行行长助理亦逐笔出具保兑保函。系列票据兑付后，车企最终产生本息合计4.4亿元的巨额损失。

2025年9月，公安机关以严某涉嫌伙同金某、伍某共同实施诈骗罪为由，依法将其羁押，正式启动刑事侦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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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时间跨度久、涉案主体广、法律关系交叉叠加，自侦查阶段起便面临多重辩护阻力，办案难度极大。

（一）时过境迁证据残缺，涉案人员相互推诿，案件事实还原难度极大

本案案发至立案间隔长达7年，历经多年人事变动，多数涉案企业、相关人员岗位、居所均已发生改变，多数证人还仅能陈述片段化事实，无法完整还原全过程。

核心行为人伍某刻意推卸责任，将主要涉案罪责指向委托人严某，其他嫌疑人以及证人为了自身利益或因角色不同、视角不同，诸多对当事人形成不利指证。同时，出具虚假保兑保函的关键银行人员刘某因身体原因，不具备讯问条件。因此，多重客观因素导致具体“谁发起犯意、谁策划实施、谁主导虚构事实”的核心事实始终无法明确，但在案三人都有若干证据证实涉案。侦查机关先后两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

（二）刑民法律关系交织，案件定性争议重重

本案并非单纯刑事案件，先民事、后刑事的程序脉络大幅增加定性难度：车企最初以银行出具保兑保函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银行全额赔付损失。待民事诉讼作出生效裁判、银行承担赔付责任后，案件才由银行报案转入刑事侦查，且民事再审程序同步推进。

全案围绕法律性质产生诸多争议：

• 案涉基础法律关系究竟是买卖合同还是担保合同？

• 整体纠纷属于正常民商事争议还是刑事犯罪？

• 行为模式构成普通诈骗还是金融票据诈骗？

• 刑事案件被害方主体是车企还是最终承担损失的银行？

• 涉案损失金额如何依法认定？

一系列法律适用问题悬而未决，需要辩护人逐一明晰，准确确认辩护方向和空间。

（三）涉案标的额巨大，资金链条庞杂，账目核查工作量超乎想象

本案涉案总额超4亿元，涉及六千余台车辆交易，前后拆分签订四份购销合同，直接关联企业达五六家。资金历经数十家企业、数十个银行账户层层流转。账目流水纷繁复杂，逐笔核对资金流向、厘清款项性质、进而分析主观意图等，成为辩护工作的一大实操难题，办案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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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重重困境，侯爱文、张子航两位律师立足案件证据、法律适用、沟通协作三大维度，制定全流程、精细化辩护方案，步步为营推动案件走向逆转。

（一）双向深度沟通，搭建信任桥梁，扭转案件不利态势

1.耐心会见疏导，厘清当事人认知，还原客观事实

当事人严某全程参与交易流程、签署部分协议，卷中有诸多不利证据，但其始终坚持主观上并无诈骗故意，对伍某等人虚构事实、违规出具保函的违法行径也一直称毫不知情。因认知能力局限，当事人无法清晰区分“自身亲历事实”与“侦查讯问中获知的信息”，对涉案款项性质、自身行为边界认知模糊，且没有及时配合公安核实案情，一度被办案机关认为其刻意隐瞒、系案件主犯。

面对这一情况，辩护律师将会见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 一是通过家属了解其性格心理等特点开展针对有效沟通；

• 二是协助当事人拆分事实脉络，严格区分亲历事实与转述信息，固定客观陈述；

• 三是向其剖析其他涉案人员的真实动机，纠正片面认知；

• 四是结合诈骗罪等法律规定，讲解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明确行为的法律边界。

终于在通过长期、真诚、专业的沟通后，当事人与辩护律师建立深度信任。即便在检察官单独开展认罪认罚工作时，当事人依旧保持清醒判断，坚持客观陈述。同时，辩护律师也是通过沟通，重点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十余小时的音视频资料成为推翻不实指控、强化辩护观点的关键证据，为扭转案件前期不利局面打下坚实基础。面对漫长羁押与外界流言，辩护律师持续疏导当事人及家属情绪，不急于探求最终结果，引导二人理性看待刑事程序，沉着冷静把过程做好。

2.全流程对接检察机关，理性沟通、良性互动

从侦查批捕到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再回到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全程保持与承办检察官的常态化高效沟通。每次沟通前均梳理完整证据清单、法律观点及申请材料；沟通中秉持尊重立场，注重倾听控方办案思路与指控逻辑，再结合证据与法律逐一回应、有理有据提出辩护意见，并及时递交书面法律文书、证据调取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等材料。

本案承办检察官秉持客观公正的办案原则，高度重视辩护意见，专门配合查阅海量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即便控方作出“不认罪认罚则判处无期徒刑”的严苛量刑建议，检察官依旧完整、客观地将全部辩护观点向检察委员会汇报。在二次退侦期满、三审审查起诉延长十五天即将届满前四天，经检察委员会集体审议，最终正式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并同步解除当事人强制措施。

（二）深挖证据瑕疵，精准法律研判，坚守法治信念

1.全面梳理全案证据，直击定罪证据链漏洞

辩护并未局限于当事人个人行为，而是立足全案视角，逐一梳理所有涉案人员的地位、作用、分工，对比言词证据、书面合同、票据凭证、银行流水等各类材料，清晰呈现各主体的主观心态与客观行为。通过交叉比对，深入分析每一个嫌疑人在案件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举重以明轻，凸显第一犯罪嫌疑人的作用，并着重阐明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的核心问题，以此论证本案存在种种争议以及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严某构成共同犯罪。律师据此形成多份逻辑严谨的法律意见，获得检察机关认可。

2.精准预判案件走向，制定阶段性辩护方案

结合两轮补充侦查结果、证据补强情况及全案法律争议点，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精准预判案件走向，在第一次退补期间就确立“争取存疑不起诉”的核心目标，并围绕目标动态调整辩护策略。每一份法律意见、每一次沟通交流均紧扣核心方向，循序渐进推动案件朝着不起诉结果迈进。

3.坚守法治初心，以专业与信念应对高压挑战

本案办案全程压力巨大：检察机关明确将严某列为第二重点嫌疑人，预判刑期十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同类案件重判案例也让当事人及家属心态反复波动，甚至一度对辩护效果产生质疑。

面对压力，两位辩护律师始终坚守法治信仰与执业初心。作为法律从业者，辩护的核心是恪守法律底线、还原案件真相、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我们无法左右裁判结果，但会穷尽一切合法手段，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受得住法律与事实的检验。正是这份专业底气与职业坚守，让团队在困境中持续突破，最终实现有效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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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作为涉案超4亿元的特大票据诈骗案，从“无期徒刑量刑风险”到最终存疑不起诉，是刑事辩护中“证据辩护+法律辩护+沟通辩护”结合的成功范本。

其一，证据是刑事辩护的生命线。时隔七年的陈年旧案，证据残缺、言辞证据相互矛盾是天然漏洞，辩护律师精准抓住证据链不完整这一核心，结合同步录音录像等关键材料，直击定罪短板，是本案胜诉的根本。

其二，刑民交叉案件需精准界定法律关系。在先民事裁判已落地的前提下，厘清民事履约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边界、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范围，才能打破“民事追责后必然构成刑事犯罪”的惯性思维。

其三，当事人沟通与情绪引导不可或缺。对于主观无犯意、认知能力较弱的当事人，专业疏导、事实梳理能够避免其因表述不当陷入不利境地，保障当事人如实陈述，最大化发挥证据价值。

其四，良性控辩互动是公正办案的保障。控辩双方虽职责不同，但共同追求司法公正。理性沟通、相互尊重，让辩护观点得以充分表达，也让检察机关全面审视案件疑点，最终作出客观公允的处理决定。

在复杂金融类刑事案件中，唯有深耕细节、精研法律、坚守初心，才能拨开迷雾、还原真相，依法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践行法律职业的使命与担当。